2006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自主创新大会，高瞻远瞩地作出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战略部署。今年2月，浙江召开全省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大会（以下简称“大会”），强调要加快建设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纵深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如何加快培育一流创新生态，让“浙里创新、万物生长”成为创新浙江的重要标志？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潘云鹤。
拼创新就是拼生态拼理念
记者：大会提出，如今的创新之争，已成为创新生态和创新体系的整体竞争。如何理解这一判断？
潘云鹤：我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那么，科技创新的动力如何激活？浙江省委提出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我认为非常具有远见。纵观近代世界科技发展，二战以前，欧洲的科技水平全球领先，二战以后却逐渐落后于美国。究其原因，是创新生态没有跟上。比如人才培养上，作为科技产业化核心力量的科技型企业家在美国层出不穷，而欧洲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产业布局上，欧洲企业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科技转型规划却不够明确。近年来，中国在多个科技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正是因为党中央看到了科技创新及其生态的重要性。200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已经提出了“没有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2016年，中国工程院提交《关于我国开展人工智能2.0发展的建议》；基于建议的核心内容，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国立上了人工智能发展潮头。
记者：与传统科创体系相比，一流创新生态有哪些新内涵？
潘云鹤：一流创新生态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内涵。
一是科技生态。传统科创体系将科研分为理论研究、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三部分，而对技术实现应用后如何产业化则缺乏研究。此外，多学科交叉已成为解决复杂科技问题的必选项，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体系都亟须建立相关体制机制，打破边界、实现交叉。这些都是需要完善的核心环节。
二是人才生态。除了实用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外，更高水平的战略型科学家、科技型企业家怎样培养？除了加大培养和引进，怎样让人才发展、好用？不仅人才考核评价机制要创新，理念也需要实现根本性变革。
三是企业生态。当下，企业已成为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企业发展得好不好，不能光看规模大不大，还要看产品科技含量高不高，能不能形成并保持强大的市场竞争力；看企业内部有没有形成创新的生态环境；看企业在创新链产业链中站位够不够高。从营商环境角度来看，政府服务响应需求，才能让更多“小龙”成为“大龙”“群龙”。比如，向企业提供包括最新技术、产业动态、市场需求等信息，帮助企业认识与开拓市场；提供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产学研协同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加强科技投入、教育投入，并以此引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
四是改革生态。杭州“六小龙”是从市场竞争中自发涌现出来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天使基金帮助许多企业闯过种子期和初创期。能否通过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宽容创新失败的市场环境，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科技金融体系，需要深入研究思考。
培养更多的科学企业家
记者：在一流创新生态建设的目标要求中，“人才‘引育留用’”排在第一位。请结合您的经历和观察，谈谈浙江如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打造天下英才向往扎根、梦想成真之地。
潘云鹤：当下我们最需要三类创新人才：第一，能够创造知识，即进行原始创新的理论型人才；第二，能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工程型人才；第三，既能创新又能创业，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产业型人才。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需要尽快打破惯性思维、创新培养模式，聚焦三类人才需求，让“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的人”。
首先，打通知识结构。按照常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思维方式大同小异，而创新需要“与众不同”的大脑。浙江大学较早采取学分制的授课方式，除本专业最基础、最核心的必修课外，学生可以跨专业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这就催生出很多新的、交叉的知识结构。
其次，强化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往往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研发实践中才能全面激发。比如执行课题时，不仅需要理论知识，还要会写申请书、会操作实验设备、有争取项目阐述成果的口才和情商。在浙江大学，很多学生一边上课，一边跟着导师做科研项目，在一些重大会议上还要代表团队汇报研究进展，全面锻炼了创新能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提升复合性创新素质，培养更多的科学企业家。根据我的观察，越来越多的科学企业家正在推动科技和产业的深度耦合，引领颠覆式创新。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并致力于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既可以是自己创办企业的科研人员，也可以是在企业中承担科技创新重任的高管。为了培养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很早就设立了ITP（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集中多学科优势资源，传授管理学知识及创业战略，培养“未来企业家”。我们还创办了“蒲公英”大学生创新大赛，提供大学生创业成长扶持基金，今年大赛已经举办到第十八届。“杭州六小龙”的创始人，有三位出自浙江大学。未来，也期待浙江大学能够培养出更多与新质生产力同频共振的科学企业家。
“人工智能+”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机遇
记者：企业是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主体。大会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持续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创新生态的赋能提质增效作用。您认为浙江企业应如何抓住机遇，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潘云鹤：对浙江企业来讲，这一轮“人工智能+”创新是培养创新能力最关键的机遇。具体而言，可以从四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大数据智能。行业要收集与自身相关的专业大数据，建设行业大模型，在行业大模型的基础上，企业运用智能体来解决问题、辅助决策，探索新的应用场景。这些光靠一家企业还不够，需要一批企业联合推进，还需要政研学、校企地的协同融通。拿数据采集来说，企业掌握生产端、销售端的数据，而基础知识、前沿知识掌握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手中，两者结合才能形成优秀的专业大数据。所以我认为，政府要在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打开连接通道。
二是具身智能的应用。去年，杭州新中大科技和云深处科技达成合作，把建筑领域工程项目管理软件和机器狗进行融合，形成了建筑工地智能巡检新产品，解决了人工巡检的痛点。具身智能还可以广泛用于电力巡检、仓储物流、应急消防、科研观测等场景中。
三是传统产品智能化升级。从智能家电、智能叉车、智能注塑机、智能数控机床到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可以为千行百业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培育新质生产力。
四是为科研和新产业提供服务的平台企业。如果说平台经济1.0主要为生活服务，那2.0阶段生产性服务将变得非常重要。如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进入旧的生产场景，必须经过个性化布局、规划和调试，才能落地投产；使用过程中遇到困难，也需要生产服务平台提供解决方案。平台企业不仅要能生产新产品，还要通过提供服务，扩大产品的影响力，重塑产业生态。就像群核科技，自己能够提供设计服务，也能为家电、家具、纺织等企业打开市场，还能为具身智能、影视等行业提供空间智能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也是浙江能够持续发力、形成特色的重点领域。
在创新生态评估体系上率先探索
记者：浙江省委提出，力争到2030年，具有强大竞争力、吸引力、影响力的一流创新生态基本建成。在您看来，应如何推动各项举措精准落地见效？
潘云鹤：评价机制是检验科技成果和发展态势的“价值标尺”，创新生态同样需要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作为抓手，让无形的环境显化，有形的要素量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等联合编制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5》，涵盖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知识获取等5个维度指标。浙江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结合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要求，再增设一些与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环境相关的指标，比如制度创新能力、科研成果规模化应用能力、创新人才成长留用率、全员创新生产率等，依据其对创新的实际影响计算权重。首要的是可以量化的、普遍认可的指标。对于难以量化的，比如创新文化，现在通常是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获取反馈。
在这方面，浙江可以先行探索，先从省内开展尝试，加强创新生态建设任务进展动态跟踪，强化政策执行反馈，形成具有公信力、认可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营造比学赶超创一流的浓厚氛围。浙江还可以争取全国创新生态建设试点，取得好经验、好做法以便推广，在全国创新生态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